來自THUMP | 上圖:The Trip 俱樂部,1988年。
作者:盧克·班布里奇(Luke Bainbridge)
Acid house 是上世紀60 年代以來,發生在英國的最大規模青年革命。它永遠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文化風貌,影響了時尚、電影,乃至室內裝潢,改變了人們對夜生活的定義,甚至改變了法律。在一本記錄那段美好歲月的新書中,人們回憶了acid house 從開天闢地迅速走向商業化的過程。
Acid house 的種子在80 年代早期埋下,1987 年末於全英國范圍猛然爆發。不到6 個月的時間裡,就出現了2 萬人規模的倉庫派對。弱者成了英雄,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愛——因為每一代人都渴望創造父母理解不能的、只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有什麼小圈子裡的娛樂能避免走向主流呢?
從前英國的夜店不過是人們買醉的地方,喝飽了酒最後不是打架就是打炮,裡面放的音樂連二流都算不上。是acid house 與迷幻藥的結合恢復了夜店的本來面目:這本該是人們跳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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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Paul Oakenfold、Lisa Lashes、Ian St. John與朋友們在Shoom。
迷幻藥還改變了人們的形象。作家、曼徹斯特著名夜店Haçienda 的DJ Dave Haslam 回憶說,當時人們都不知道出來玩該穿什麼衣服,1988 年時還有人穿著大墊肩西裝來蹦迪,隨後一夜之間都改成背帶工裝褲了。
新毒品、新音樂和新科技結合而生的這場青年運動,具有超越以往的強烈平等精神:無論相識與否,黑人白人,異性戀同性戀,也不管你是什麼職業,acid house 派對上都是一家人。
不光是舞池中的人們,“高高在上”的DJ 也體會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DJ 的任務是娛樂大眾,而在acid house 時代早期,你面對的是2000 個興奮得腦袋要炸開花的人,此時DJ 就像馴馬師,更多的是控制和引導。”許多DJ 就這樣在一夜之間成了播放唱片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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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俱樂部,1988年。
在倫敦,Delirium的Maurice、Noel Watson,Camden Palace的Colin Faver、Eddie Evil Richards,Heaven的Jay Strongman、Mark Moore,還有RAW的Dave Dorrell,他們是最早放house音樂的人。然而真正構成風潮核心的,是87年末、88年初迷幻藥盛行後出現的新一代夜生活聖地:在首都有Danny Rampling的Shoom,Nicky Holloway的The Trip,和Paul Oakenfold的Spectrum,而曼城有Haçienda,北面的謝菲爾德有Jive Turkey。但一開始,人們只想把這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分享給身邊的朋友,試圖保住那份神秘和特別。
大多數當事人在回顧往昔的時候,都意識到那種藏著掖著的心理是多麼天真多麼理想 主義。1988年5月,時尚雜誌《iD》和《The Face》都刊登了對這一新興潮流的報導。到了夏天,無論大報小報都開始了相關討論——從只有少數人了解,到登上《太陽報》頭版,不過是十幾週的時間。在那以後,你在夜店門口、公交車上、馬路兩旁,光憑衣服、髮型和眼裡的神采就能分辨出屬於那個圈子的人。朋友之間開始分化為體驗過acid house派對和還沒“破處”的兩派,但很快前者就超過了後者。
Cymon Eckel來自當年專門的acid house圈報紙《Boy’s Own》:“蜜月期怎麼這麼快就過去了。我們並不是想捍衛acid house的精神,只是覺得這麼棒的派對真是可惜了。短短數週,一家無名小俱樂部就成了連Boy George、Patrick Cox都得擠破頭才進得來的地方,怎麼他媽會這樣?現在就算你錢多的要死,也不可能這樣創造一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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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s Own》
小報的關注無疑是火上澆油。Acid house 令這一歷史悠久的產業手足無措,而那些沒跟上腳步的則被視作為老古董。“這是我見過的最接近大規模殭屍入侵的情形了。”BBC 廣播1 台的資深舞曲DJ Peter Powell 皺著眉頭,“我真不覺得它應該繼續發展下去。”
Powell真是大錯特錯。1988年8月,年輕氣盛的派對組織者Tony Colston-Hayter在Wembley Studios開創了新的銳舞派對“現代啟示錄”——對理想主義的acid house早期追隨者來說,這個名字再恰當不過了。厚臉皮的Colston-Hayter用他的商業頭腦給這一股純粹的潮流帶來了雜質,他甚至允許國家電視台的攝製組進店拍攝,一個嚴守的秘密就這樣傳播開來。當然,比較現實一些的人明白這是無法避免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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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p俱樂部門口排隊的人們,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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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俱樂部,1988年。
到了10 月中旬至11 月中旬,全國人民對acid house 的態度發生了逆轉。那一個月出現在全國性媒體的新聞標題有:“迷幻藥之惡”、“嚴禁殺人音樂”、“恐怖的Acid House”、“女孩Acid 舞廳暴斃”、“56 人在Acid House 派對鬧事被拘”等。對政府、媒體和大眾來說,acid house 愛好者成了典型的“邊緣群體”。
政府和民眾這種受到威脅的反應,反而引起了年輕人和弱勢群體的興趣,他們被這種反文化的運動深深吸引。與此同時,派對的組織者們也使出了渾身解數:地點在最後一刻之前嚴格保密,消息由電話答錄機上的錄音傳播。那時候沒有網絡,很少人擁有手機,但有人就是有本事在警察眼皮底下,在荒野中或是倉庫裡召集上萬人。對很多人來說,這種反叛的感覺比毒品甚至音樂更刺激。
在DJ Andrew Weatherall 看來,這似乎是一種“互利互惠”的局面。“年輕人因為做危險的事情受人追捧、仰慕,還能賺到錢,而政府官員們則因為弘揚道德也給自己臉上貼了金。無論是50 年代的’古惑仔’還是後來的朋克運動,隨便哪種青年運動都一樣。大家自給自足,雙方都得利。” Colston-Hayter 背棄最初的理想主義、在發達之後過上奢侈生活,就是一個鮮活的證明。
“現代啟示錄”大獲商業成功之後,一批戶外派對也相繼湧現,但其中的革命味道越來越淡。鋌而走險的氛圍被淨化了。Jarvis Cocker第一次參加大型銳舞派對正值這段時間,後來他在Pulp樂隊的歌曲“Sorted for Es and Wizz”中這樣總結道:“哦,這就是人們說的未來的感覺?不就是2萬個人一起站在地裡麼。”
1989年,英國政府開始推行專門針對acid house派對的娛樂業管理法案,Colston-Hayter等人還曾試圖在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組織抗議,但最初的精神已經迷失,抗議以失敗告終。夜店裡的氣氛也在變化。迷幻藥被可卡因取代,自由精神變成了暴力,擁抱改成了捅刀子。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銳舞真正成為了一種大眾文化:Cream和Ministry of Sound之類的“超級俱樂部”在金錢利益驅使下出現;一反撒切爾政府的窮追猛打,托尼·布萊爾的新工黨在獲勝後放起D:Rream的銳舞流行曲,就連英國皇家郵政也在廣告裡用到了有關毒品的切口,“銳舞變得和炸魚薯條一樣英國”。
每一種青年文化被商業化和主流化的時候,總會引來忠實粉絲的扼腕嘆息。就像電影《我與長指甲》(Withnail and I)裡說的:“超市裡都開始賣嬉皮士假髮套了,天吶,人類歷史最偉大的十年結束了……”人們摯愛的Haçienda被剷平後地產開發商建起了豪華公寓,所用的廣告語正是:“派對已經結束,你可以回家了。”
Acid house最早的追隨者之一Paul Oakenfold跑去和U2、麥當娜巡演之前,在混亂的Streatham街開過一家又小又破的舞廳。如今他在拉斯維加斯坐擁豪宅,過去這是Elton John和Dolly Parton才負擔得起的享受。不用多解釋了吧。
Luke Bainbridge的《Acid House: The True Story 》現已上市。
所有照片均由David Swindells / PYMCA 提供。
翻譯:Yalla
作者:盧克·班布里奇(Luke Bainbridge) | 2014-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