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Noisey，作者是Ryan Bassil，譯者是席夢思。為增進可讀性內容經部分編輯調整。
最近《NME》開始發行最新的免費版本，打開上周的雜誌翻到第22頁，一篇文章回答了關於 The Libertines 的「重要問題」。對於老讀者來說，這樣的文章是關於 Libertines 的固定節目，無非是再次回顧一下 Pete 和 Carl 兩人反復無常的關係，聽聽 Pete 表達想要創作新歌的願望，以及老生常談的「Albion之船再次起航」，並無任何異常。然而當你遍覽整本雜誌，讓人驚訝的是這類出人意料的內容：一篇關於《回到未來》上映三十周年紀念叢書的軟文（書名是《Book to The Future》），還有本周的必備單品，包括一雙手套、一款 iPhone app 以及兩件不同品牌的大衣。
誕生初期的NME
前《NME》記者 Charles Shaar Murray 曾經這樣描述《NME》的宗旨：「戳破一些他媽的氣球、燒烤一些『恐龍』（指化石級的樂隊等），走出去，尋找未來，一旦找到，把它吹上天。」他所指的是70年代自己在職期間的《NME》。那個時候，雜誌擁有一批如 Murray、Nick Kent 和 Julie Burchill 這樣充滿政治熱情的寫手，他們會帶領讀者走進神秘的演出後臺和奢靡的四星酒店包房，和 Rolling Stones、Led Zeppelin 以及當時的龐克明星們混在一起。後來，這本充滿文采的搖滾報刊竟創下了讓人難以想像的30萬發行量。
那個時期被很多人讚譽為這本雜誌的黃金時代，自此，《NME》為「全世界無聊和不滿的人群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文化生命線」（語出 Pat Long，前《NME》記者，著有關於《NME》歷史的傳記一本）。這樣的描述尤其適合身處前互聯網時代或是那些偏遠地區內資訊閉塞的讀者。廣泛的發行、精彩的照片和豐富的知識，讓這本雜誌給人以獨一無二的感受，眾多的記者和歌迷直至今日依然迷戀它的原因也許正在於此。
不論是雜誌在70年代龐克運動中的重要作用，還是它與80年代末曼徹斯特的關聯，抑或21世紀初雜誌對「新搖滾革命」的大力推崇，《NME》總是走在青年文化的前沿，不僅報導各類場景，還主導著它們，讓場景中的人物佔據著雜誌的版面。也正因為這點，縱使銷量逐年下降～去年更是跌到破天荒的14000份，許多人依然對新近發行的免費《NME》充滿希望，這本免費的雜誌將在全英國範圍內以堪比70年代的印量發行。
風格經歷的多次轉型
一個月前，免費《NME》正式開始發行，前四期的封面包括了風格各異的四位明星：巨星Rihanna 和 Taylor Swift、演員 Robert Pattinson以及電臺 DJ Chris Moyles，其中除了 Moyles ，剩下幾位都是世界級的娛樂人物，他們的出現就像是雜誌的一次大手筆。然而不夠搖滾的封面人物讓《NME》粉絲很是不滿，他們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對這幾期的封面進行了激烈的吐槽。不過也許這正是雜誌需要的一次重大轉型，歷史上，非搖滾人物或題材登上《NME》封面早有先例，從五月暴動、大麻合法化和21世紀初的 Napster 風波（注：Napster 提供音樂分享服務，從而引起了一起關於版權侵犯的訴訟）到反納粹聯盟遊行、「英國足球」以及「巨石陣」都曾在70年代末的封面上出現。甚至那些和吉他音樂毫不相關的名人， Robert DeNiro、Samantha Fox、Tony Blair、Simon Cowell 以及電視劇《囧男四賤客（Inbetweeners）》都曾光臨這本雜誌的封面。
非搖滾類封面時常導致銷量降低，卻展示了雜誌與青年文化和政治緊密相連的大膽作風。這些封面中最為著名的也許要數86年 Lucy O’Brien 策劃的青年自殺問題專刊。O’Brien 發現當時年輕男性自殺量的增長與音樂中對於自傷行為的美化間存在著一定關聯，於是為這一專題爭取了版面。最終，那期雜誌的封面讓給了「青年自殺」，讓很多作者和獨立樂隊 Felt 的歌迷很是不悅。多年後，O’Brien 告訴我，「那期雜誌已經成為收藏圈內的搶手貨，據說拿那期的封面被 Kurt Cobain 貼在自家牆上，也是 Manic Street Preachers 的 Richey Edwards 最愛的一期。它的影響真的很大。」
照片來自 Flickr
O’Brien 說那時的《NME》「刊登了大量與青年文化和政治相關的內容」。「那時雜誌的寫手們有著很強的政治意識。我們在文學和電影類內容方面做了很多大膽的嘗試，曾採訪過 J.G. Ballard、Martin Amis 以及 Wim Wenders 這樣的導演。」
正是在這個時期，自毀作風出現在諸如 Nick Kent 這樣的作者之中，《NME》70年代的「岡佐主義」（注：一種注重作者個人視角而沖淡客觀性的新聞寫作風格）也因此宣告終結，而雜誌的新鮮血液如 Paul Morley 和 Ian Pennman 則帶來了新的批評理論和 Roland Barthes 似的辛辣評論。伴隨著全新的寫作陣容和對文學、電影以及社會話題更為廣泛的報導，O’Brien 的80年代與如今《NME》的轉型期並非完全不同。只不過當時它們在封面上刊登的是 Eddie Murphy 和利物浦足球俱樂部，而今我們看到的是 Robert Pattinson 和 Chris Moyles。不過，如今雜誌的專欄作家 Katherine Ryan 筆下的是對 Nicole Sherzinger 的感思，而80年代雜誌寫手 Barney Hoskyns 更樂意獻上滿篇尼采式的怒駡，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兩段時期的最本質區別在於：80年代直到千禧年代雜誌中盛行的反文化之聲，如今已經蕩然無存。
《NME》如今的「安全內容」可以追溯到雜誌的最後一段成功期，也就是2000年左右， Strokes、White Stripes 和 Libertines 這樣的樂隊開始走紅並幫助將《NME》定義成一本「indie」專刊，這一定位一直持續到《NME》免費發行前。然而在2000年代中期，當年的風潮已逐漸消散。「那時的封面人物是 Arctic Monkeys、Bloc Party 和再後來的 Klaxons，」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任編輯這樣說道。「雖然這樣的樂隊唱片賣得很火，但雜誌的銷量卻沒有跟上。就是這時，雜誌才真正走起了下坡路。」
雜誌銷量下滑的主因可以歸結於互聯網的發展；隨著 Hype Machine 等博客集合網站的逐漸成長，每週花錢購買紙質雜誌以發現新樂隊的需求愈發顯得沒有必要。不過網速的飆升並非全部原因。隨著互聯網一同成長的還有獨立搖滾在大眾文化中的地位：獨立搖滾樂隊開始做客《Soccer AM》這樣的節目，獨立音樂進入了電視劇《蓋文和史翠西》的原聲帶，甚至連大衛•卡梅倫對 Smiths 樂隊的喜愛也變得廣為人知。2000年代後期，獨立這一標籤開始變得愈發不酷。
獨立音樂場景變遷的影響
在過去，某種流派或藝人一旦進入主流便會招來《NME》措辭激烈的批評。「80年代，當人人們認為 U2 開始融入主流，他們甚至專門找了一個討厭 U2 的人來撰寫樂隊的評論，」 Lucy O’Brien 回憶道。Nick Kent 更是痛駡 David Bowie 80年代初的一場巡演，稱其為「新的底線」。在盛讚 Morrissey 單飛事業十年之後，雜誌突然譴責 Morrissey，在一篇頭條報導中稱其正在裝扮成一種「極右/法西斯式的形象」，而這「再也不能僅憑一句心照不宣的調侃讓人一笑而過。」而在2014年，被指稱逃稅的 Arctic Monkeys 卻憑藉第五張專輯《A.M》獲得了來自《NME》的「十年最佳專輯」殊榮，此前一年，雜誌更是不停標榜其為「搖滾救星」。
過去十年中，所謂獨立的概念變得愈加含混和抽象，從最初具體的文化群落成為了主流世界中的廣告概念，《NME》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尷尬的位置。一位雜誌前員工告訴我們，由於互聯網，他們也許沒能賣出太多 Bloc Party 封面的雜誌，但總體而言，Arctic Monkeys 或 Kasabian 這樣的獨立樂隊卻能夠賣出比當今任何一個 hip-hop、grime 和 dubstep 藝人更多的專輯。於是，《NME》沒有譴責主流化的獨立音樂，反而是像一頭死鹿一樣拖著它繼續前行，Smiths、Richey Edwards 和 Ian Curtis 的遺骨鑄成了這架搭載著屍體的雪橇，拖拽著雪橇的是 Peace、Cribs 和 Vaccines，一行人的領頭大哥自然是 Noel Gallagher。
攝影：Charlie Kwai
這個時候，新的場景開始帶著自己的大本營湧現出來。Grime 有 SBTV 做基礎，Beach House、Bon Iver 和 Grimes 這樣的藝人在 Pitchfork 找到了一席之地。而網站 Hipster Runoff 許是無意間成為了 chillwave 的堅實陣地。再後來，Boiler Room 將電子音樂帶入了全球各地大學生的宿舍之中，《Complex》和《The Fader》這樣的刊物包攬了 hip-hop、R&B 和另類流行樂的報導。就像70年代的《NME》之於龐克運動一樣，這些場景也找到了專屬的出版組織。《NME》開始掙扎。過於依靠發行量使其難以再現七八十年代的大膽，沒有當年與龐克的緊密相連，也不見充滿哲學意味的流行音樂評論，《NME》只能繼續掛在獨立這棵樹上。
到了 2010 年代，獨立音樂愈加平淡無味，Palma Violets 這種毫無創見的音樂混混開始被稱為「英國最佳新樂隊」，Jake Bugg 成為城市工人階級小青年的新寵。與青年文化緊密相關的政治事件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被《NME》直言不諱地討論。在去年的一期《NME》中，受私立教育長大的 Horrors 樂隊主唱 Faris Badwan 宣稱政治「無謂」，而投票是「沒有想像力的人」才幹的事情。考慮到這篇專題報導中的很多其他藝人都抱有相似觀點，政治在獨立場景中的地位變化也就不言而喻了。
免費版切離反文化
雜誌免費發行的消息宣佈時，一次糾正錯誤的機會看似出現了，《NME》似乎可以借此搭上更為流行的藝人而不再擔心銷量，這一目標多多少少地達成了，在 Taylor 和 Rihanna 的封面故事中，在關於 Little Simz 和 Bugzy Malone 的短篇專題中，更重要的是在那篇關於跨性別者的深刻文章中。所以，首月四期免費《NME》真正讓人失望的不是封面，而是如一位前《NME》員工所說，「它不再發出反文化的聲音，不論你關注什麼樣的音樂，這種聲音才是始終貫穿《NME》的基礎。」
封面上 Chris Moyles 的臉不是問題。他之前也在這本雜誌中出現過～他從 Radio One 退休之後，《NME》曾發表過一篇尖刻的博文：「我們是否原諒他幾十年來幼稚的性別歧視？」博文中寫道。「原諒他在廣播中說自己願意『引領已滿16歲的 Charlotte Church 穿越性的叢林』？原諒他始終就搞不明白為什麼用『gay』罵人是不合適的？……絕對他媽不原諒。」要是最新一期的免費《NME》對 Moyles 所做專題的內容和雜誌之前的態度保持一致，那倒也是件推動文化進步的好事。但實際上這篇文章看起來更像是膚淺的公關拓展，尤其是赫然出現在專題前兩頁的 Radio X 廣告。
最新一期的封面人物是 Foals 樂隊，奇怪的是，在這個獨立音樂才是主流的混亂世界中，這也許是《NME》免費發行以來最為保險的封面。在過去，選擇 Foals 當封面對《NME》來說會是一個冒險的決定；最初的 Foals 是一幫來自牛津的毒蟲，他們玩的數學搖滾只有喜歡 Shellac的人才會聽。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 Libertines，他們在2000年代初首次出現在雜誌封面時，幾乎沒法從毒品中抽身去做一張專輯。在獨立音樂由局外者變成局內人的過程中，舉著獨立大旗一路走來的《NME》是共犯。這些年來，樂隊的理念已從左邊來到了中間，在這裡，最冒險的封面竟然是全球知名的流行明星而不是時事熱點，最保險的封面竟然是那些先前在吉他音樂場景中都只算小眾的樂隊。
NME留下的遺產
當人們問道《NME》為我們留下了什麼遺產，你會怎麼說？念舊的人會說，他們真正的傳家寶，是70年代在 Julie Burchill 和 Tony Parsons 等寫手的擁護中神一般的龐克場景、那些他們在90年代為其搖旗呐喊的 Britpop 樂隊或者是以《NME》讀者來信頁命名第四張專輯的 Beatles。也許《NME》的傳家寶是任何你當年在那些神聖的頁面中找到的音樂，那時候所有雜誌提及的樂隊都會被列為目錄，讀者可以快速翻到自己最喜歡的樂隊看看他們說了些什麼。
但事實是，《NME》留下的最大遺產其實是獨立音樂的主流化：《好聲音》上的 Ricky Wilson、穿著皮衣故作反叛實則空虛俗氣的獨立樂隊、Catfish and the Bottlemen 和 Mumford & Sons、《Made in Chelsea》上的 Peace 樂隊、Radio X、Kasabian 的十佳歌曲、穿著普通卻在 Twitter 資料中寫著「indie 控」的路人……所有這些能夠出現都要歸功於《NME》對讀者的文化影響力。這本雜誌唯一沒有燒烤的「恐龍」就是自己。這只史前巨獸依然在行走，它已進化成為自己的最終形態，用電視機盒子做成的牙齒毫無殺傷力，豔俗的皮膚由公關會議的摘要構成，獨立音樂找到了新的家園，這一嶄新的避難所，就在那些在火車上連不上WiFi、愛看 Netflix 的工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