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THUMP | 上圖：The Trip 俱樂部，1988年。
作者：盧克·班布里奇（Luke Bainbridge）
Acid house 是上世紀60 年代以來，發生在英國的最大規模青年革命。它永遠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文化風貌，影響了時尚、電影，乃至室內裝潢，改變了人們對夜生活的定義，甚至改變了法律。在一本記錄那段美好歲月的新書中，人們回憶了acid house 從開天闢地迅速走向商業化的過程。
Acid house 的種子在80 年代早期埋下，1987 年末於全英國范圍猛然爆發。不到6 個月的時間裡，就出現了2 萬人規模的倉庫派對。弱者成了英雄，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愛——因為每一代人都渴望創造父母理解不能的、只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有什麼小圈子裡的娛樂能避免走向主流呢？
從前英國的夜店不過是人們買醉的地方，喝飽了酒最後不是打架就是打炮，裡面放的音樂連二流都算不上。是acid house 與迷幻藥的結合恢復了夜店的本來面目：這本該是人們跳舞的地方。
1988年，Paul Oakenfold、Lisa Lashes、Ian St. John與朋友們在Shoom。
迷幻藥還改變了人們的形象。作家、曼徹斯特著名夜店Haçienda 的DJ Dave Haslam 回憶說，當時人們都不知道出來玩該穿什麼衣服，1988 年時還有人穿著大墊肩西裝來蹦迪，隨後一夜之間都改成背帶工裝褲了。
新毒品、新音樂和新科技結合而生的這場青年運動，具有超越以往的強烈平等精神：無論相識與否，黑人白人，異性戀同性戀，也不管你是什麼職業，acid house 派對上都是一家人。
不光是舞池中的人們，“高高在上”的DJ 也體會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DJ 的任務是娛樂大眾，而在acid house 時代早期，你面對的是2000 個興奮得腦袋要炸開花的人，此時DJ 就像馴馬師，更多的是控制和引導。”許多DJ 就這樣在一夜之間成了播放唱片的神。
The Trip俱樂部，1988年。
在倫敦，Delirium的Maurice、Noel Watson，Camden Palace的Colin Faver、Eddie Evil Richards，Heaven的Jay Strongman、Mark Moore，還有RAW的Dave Dorrell，他們是最早放house音樂的人。然而真正構成風潮核心的，是87年末、88年初迷幻藥盛行後出現的新一代夜生活聖地：在首都有Danny Rampling的Shoom，Nicky Holloway的The Trip，和Paul Oakenfold的Spectrum，而曼城有Haçienda，北面的謝菲爾德有Jive Turkey。但一開始，人們只想把這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分享給身邊的朋友，試圖保住那份神秘和特別。
大多數當事人在回顧往昔的時候，都意識到那種藏著掖著的心理是多麼天真多麼理想 主義。1988年5月，時尚雜誌《iD》和《The Face》都刊登了對這一新興潮流的報導。到了夏天，無論大報小報都開始了相關討論——從只有少數人了解，到登上《太陽報》頭版，不過是十幾週的時間。在那以後，你在夜店門口、公交車上、馬路兩旁，光憑衣服、髮型和眼裡的神采就能分辨出屬於那個圈子的人。朋友之間開始分化為體驗過acid house派對和還沒“破處”的兩派，但很快前者就超過了後者。
Cymon Eckel來自當年專門的acid house圈報紙《Boy’s Own》：“蜜月期怎麼這麼快就過去了。我們並不是想捍衛acid house的精神，只是覺得這麼棒的派對真是可惜了。短短數週，一家無名小俱樂部就成了連Boy George、Patrick Cox都得擠破頭才進得來的地方，怎麼他媽會這樣？現在就算你錢多的要死，也不可能這樣創造一個品牌。”
《Boy’s Own》
小報的關注無疑是火上澆油。Acid house 令這一歷史悠久的產業手足無措，而那些沒跟上腳步的則被視作為老古董。“這是我見過的最接近大規模殭屍入侵的情形了。”BBC 廣播1 台的資深舞曲DJ Peter Powell 皺著眉頭，“我真不覺得它應該繼續發展下去。”
Powell真是大錯特錯。1988年8月，年輕氣盛的派對組織者Tony Colston-Hayter在Wembley Studios開創了新的銳舞派對“現代啟示錄”——對理想主義的acid house早期追隨者來說，這個名字再恰當不過了。厚臉皮的Colston-Hayter用他的商業頭腦給這一股純粹的潮流帶來了雜質，他甚至允許國家電視台的攝製組進店拍攝，一個嚴守的秘密就這樣傳播開來。當然，比較現實一些的人明白這是無法避免的發展方向。
The Trip俱樂部門口排隊的人們，1988年。
Heaven俱樂部，1988年。
到了10 月中旬至11 月中旬，全國人民對acid house 的態度發生了逆轉。那一個月出現在全國性媒體的新聞標題有：“迷幻藥之惡”、“嚴禁殺人音樂”、“恐怖的Acid House”、“女孩Acid 舞廳暴斃”、“56 人在Acid House 派對鬧事被拘”等。對政府、媒體和大眾來說，acid house 愛好者成了典型的“邊緣群體”。
政府和民眾這種受到威脅的反應，反而引起了年輕人和弱勢群體的興趣，他們被這種反文化的運動深深吸引。與此同時，派對的組織者們也使出了渾身解數：地點在最後一刻之前嚴格保密，消息由電話答錄機上的錄音傳播。那時候沒有網絡，很少人擁有手機，但有人就是有本事在警察眼皮底下，在荒野中或是倉庫裡召集上萬人。對很多人來說，這種反叛的感覺比毒品甚至音樂更刺激。
在DJ Andrew Weatherall 看來，這似乎是一種“互利互惠”的局面。“年輕人因為做危險的事情受人追捧、仰慕，還能賺到錢，而政府官員們則因為弘揚道德也給自己臉上貼了金。無論是50 年代的’古惑仔’還是後來的朋克運動，隨便哪種青年運動都一樣。大家自給自足，雙方都得利。” Colston-Hayter 背棄最初的理想主義、在發達之後過上奢侈生活，就是一個鮮活的證明。
“現代啟示錄”大獲商業成功之後，一批戶外派對也相繼湧現，但其中的革命味道越來越淡。鋌而走險的氛圍被淨化了。Jarvis Cocker第一次參加大型銳舞派對正值這段時間，後來他在Pulp樂隊的歌曲“Sorted for Es and Wizz”中這樣總結道：“哦，這就是人們說的未來的感覺？不就是2萬個人一起站在地裡麼。”
1989年，英國政府開始推行專門針對acid house派對的娛樂業管理法案，Colston-Hayter等人還曾試圖在倫敦特拉法爾加廣場組織抗議，但最初的精神已經迷失，抗議以失敗告終。夜店裡的氣氛也在變化。迷幻藥被可卡因取代，自由精神變成了暴力，擁抱改成了捅刀子。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銳舞真正成為了一種大眾文化：Cream和Ministry of Sound之類的“超級俱樂部”在金錢利益驅使下出現；一反撒切爾政府的窮追猛打，托尼·布萊爾的新工黨在獲勝後放起D:Rream的銳舞流行曲，就連英國皇家郵政也在廣告裡用到了有關毒品的切口，“銳舞變得和炸魚薯條一樣英國”。
每一種青年文化被商業化和主流化的時候，總會引來忠實粉絲的扼腕嘆息。就像電影《我與長指甲》（Withnail and I）裡說的：“超市裡都開始賣嬉皮士假髮套了，天吶，人類歷史最偉大的十年結束了……”人們摯愛的Haçienda被剷平後地產開發商建起了豪華公寓，所用的廣告語正是：“派對已經結束，你可以回家了。”
Acid house最早的追隨者之一Paul Oakenfold跑去和U2、麥當娜巡演之前，在混亂的Streatham街開過一家又小又破的舞廳。如今他在拉斯維加斯坐擁豪宅，過去這是Elton John和Dolly Parton才負擔得起的享受。不用多解釋了吧。
Luke Bainbridge的《Acid House: The True Story 》現已上市。
所有照片均由David Swindells / PYMCA 提供。
翻譯：Yalla
作者：盧克·班布里奇（Luke Bainbridge） | 2014-05-08
